昌平的拉菲堡酒庄可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热闹过。越是有严格的一、二、三层安保，越是引得媒体在警戒线外围堵守候。当我和我的同事开车进入时，不少媒体拿起机器拍摄我们，以为是赴宴的某位富豪。听见有人说：“记车牌，回去查查是谁的车。”
如果不是因为上午的飞机晚点，我们的采访原本应该是下午在中国大饭店进行。但也正因为晚点的航班，使得我们能被允许在今晚进入“神秘”的酒庄。
事情往往这样，你越是遮掩，越是撩动人的神经，就越会引来关注与追踪，惹来诸多猜测与流言。
比如说这个所谓的“慈善晚宴”，其实后来发现，这是一场没有晚餐的“晚宴”。巴菲特与盖茨和到来的中国富豪们主要是圆桌会谈，场外备了些酒水餐点，类似小自助的形式，以防现场有谁饿了可以随便吃点。实际上，巴菲特和盖茨在会谈结束后就离场，来接受了包括我在内的三路媒体采访。后来盖茨告诉我，“我们就是和他们聊了会儿天，一场对话而已。”
其实这一切本没什么大不了，不过就是两个美国人邀请一些中国人，聊聊彼此感兴趣的话题。没有任何“劝捐”的说教，也不是什么豪华的晚宴。
问题在于，组织者把一切搞得很神秘，而透露出来的又是“富豪”、“裸捐”、“仅限邀请”等这样的玄乎字眼，将公众的神经撩拨到兴奋的高点。而媒体们也发挥了各自最大的功力，绞尽脑汁的要得到哪怕一点点独家消息。造成的结果就是，流言四起猜测不断，越传越走样。最后反而对这样一个普通的中国之旅起到了一些负面作用。
其实，大方一点，透明一点，对媒体更开放一些，结果应该会更好。这个道理放大到国家外交层面也一样。当一个国家逐渐强大，引起世界关注时，应该坦然大方的应对世界媒体的目光，更充分的有效信息沟通才能消除误会。越是表现得“神秘”，让人猜不着头绪，越容易引起误会。
巴菲特与盖茨是风格截然相反的两个人。巴菲特好热闹，像个老顽童，喜欢媒体，高调。而盖茨则更似一个书生，沉浸在自己的逻辑世界里，不喜欢媒体过多关注自己。因此二人更像是一个“互补”的组合。在我的采访结束后，盖茨得知后面还有采访安排，有些不悦。他看起来并不喜欢公关公司给他的这些安排，但也还是给了他的朋友巴菲特十足的面子。他对我说：“其实我和沃伦的风格不同。”
有意思的是，在下午采访巴菲特的投资搭档芒格时，芒格也对我说，他自己并不认同如此高调的做善事。“默默做就好了，为什么要这么大声？”晚上采访巴菲特时我向他传递了芒格的观点，他哈哈大笑，说，你知道，每个人做事的方式都不相同的。
不过，巴菲特与芒格在对byd的支持上，方式是完全一样的：力挺。带的领带上都印满了byd的logo，谈到王先生时，言语种充满了爱意。而我觉得，巴菲特的这种浓浓的爱，主要是因为“爱你等于爱自己”－－手里握了10％的股份，“你好，我才好”。很商人。
盖茨则不同。08年辞任后，他对商业的关注大大减少。我问他，看到周围的人，人手一个ipad或者iphone时，是种什么滋味？他说，这很好，steve的公司促进了整个it行业的发展。回答是站在行业领袖的高度去俯瞰整个行业发展，而并不是把乔布斯看作自己的竞争对手，颇有种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的洒脱。
而他本人，依旧像一个大男孩，朴素简单。为了今晚的会面，他难得的系上了一条爱玛士领带，尽管他从不喜欢西装革履的束缚。不过他仍旧不喜欢也没有戴表，尽管与他谈话的大多数来宾，腕上应该都戴着价值不菲的世界名表。
